出于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的考虑，多地有关部门日前发文规范，要求“超龄”工人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已有的超龄工人要清退。超龄的标准大致定在男60周岁以上、女50周岁以上。
虽然没有特指，但谁都明白，建筑业的超龄工人基本是农民工。
超龄农民工被清退后，他们自己出路何在?因他们离开而出现工地劳力短缺如何弥补?这些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我承认，超龄农民工的劳动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属于弱势群体。
但与二三十年前的民工潮年代相比，今天中国的农民工市场供求趋于平衡。总体上，因清退超龄农民工而造成的缺工，还真不容易补上。
农民工供给：七年来的演变
2015年，某媒体曾集中报道了重庆开县“高龄”农民工(即50岁以上农民工)的状况。
当年报道涉及的问题包括：建筑业的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是高龄农民工，其中还有相当多的超龄(即达到退休年龄，仍继续工作)农民工;年龄增大，体力下降，农民工“靠吃肉维持体力”;除个别人外，其他人都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健康问题，高龄农民工“上了年纪，容易生病、受伤”;当年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开始禁止60岁以上农民工上施工一线作业，超龄农民工则想方设法留在工地工作。
总之，今天超龄农民工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媒体当年都报道过。与7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关注对象由高龄农民工(含超龄农民工)转为集中于超龄农民工。
关注点差异的背后，是中国农民工供给形势的变化。
7年前的报道及围绕报道展开的讨论，使得高龄农民工进入公众的视野。此报道后不久公布的数据表明，2014年，中国高龄农民工的人数已接近4700万;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则由2010年的35.5岁，上升到2014年的38.3岁。可见，7年前，高龄农民工的存在已成为新常态。
今天，超龄农民工的情况又如何呢?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有关数据。我只能根据两份相对权威的资料进行推算。
资料一，据国家统计局主管的《中国信息报》报道，2017年，全国51~60岁的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489万，60岁以上(即超龄农民工)则增长222万，超龄农民工增量在全部高龄农民工(711万)中的比例为31.2%。我对此数据作了验证，发现它与该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对得上。
资料二，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6~2020年该省农民工数据。2016年，陕西省农民工总数710.7万，2020年增加到752.4万，增加了41.7万。2016年，全省61岁以上超龄农民工占比为2.8%，人数为19.9万;2020年，占比增加到5.4%，人数为40.6万，增加了20.7万。可见，第一，2020年，陕西省超龄农民工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一倍(104%);第二，2016~2020年期间，陕西省超龄农民工的增量，几乎占全省农民工增量的一半。换句话说，超龄农民工人数的剧增，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
2016~2020年，全国农民工人数从28171万增加到28560万，其中，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占比由19.1%增加到26.4%，即其人数由5381万增加到7540万，增加了2159万。假设超龄农民工在高龄农民工中的占比与资料一相同，则2016~2020年间，超龄农民工增量为674万。再假设2016年超龄农民工人数与其2016~2020年间增量的关系与资料二相同，则2020年全国超龄农民工总数为674+674/1.04=1322(万)。
以上分析表明，超龄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中一个日益壮大的组成部分。
超龄农民工清退的影响
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对被清退者会有什么影响?对用工方又会有什么影响?
先看对被清退者的影响。
现实中，超龄与高龄农民工更容易就业的地点，是家乡乡村。多年来，无论是平均年龄,还是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的占比，本地农民工都远高于外出农民工。2020年，本地农民工的上述指标分别为46.1岁与38.1%，外出农民工则只有36.6岁与14.2%。
随着超龄与高龄农民工人数的增长，近10年来，全国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增速一直低于本地农民工。2021年，中国农民工总数比历史上最高的2019年多出174万，但外出农民工人数却比2019年少253万。
有学者还指出，本地农民工的就近就业范围有所扩大，有的白天跨乡镇就业、晚上回家，有的一周中工作日在县城就业但周末回村居住。考虑到中青年农民工更愿意前往大中城市与沿海，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回乡后，就业应该不是问题。
回乡就业与在大中城市就业相比，一是就业者发展前景差，二是收入低。发展前景不是超龄农民工考虑的主要因素。收入减少的影响则要看支出项目。若收入是用于超龄农民工本人日常生活，则回乡后收入虽减少，但日常消费开支也会减少，农民工本人未必吃亏;若收入是用于子女上大学的学费或生活费，甚至是给子女进城买房的补贴，那就比较麻烦。
再看对用工方的影响。
看总量，1300多万超龄农民工仅占全国农民工人数的5%不到，影响似乎有限。
但若看增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据前述资料一，2017年全国超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222万，占该年全国农民工增量481万的46.2%。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前的2019年，全国高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694万，用该数据乘以资料一中的超龄/高龄农民工占比31.2%，估算出该年超龄农民工增量为217万，占该年全国农民工增量241万的90.0%。
除了单个年份的数据外，我还比较了连续5年的汇总数据。如前所述，2016~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只增加了389万，低于同期超龄农民工的增量674万。这意味着近年来全国非超龄农民工的数量是下降的，新增的都是超龄农民工。为了排除疫情对2020年农民工总人数的影响，我改用历史最高值——2021年数字。这么算，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增量从389万增加到1080万。但即使如此，674万超龄农民工增量的占比仍达到62.4%。
众所周知，超龄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弱于非超龄农民工。超龄农民工能在全国农民工增量中占如此高的比例，说明非超龄农民工资源已所剩无几。新冠疫情会使一部分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如不考虑这个因素，则清退超龄农民工造成的用工缺口，很难由非超龄农民工填补上。
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出现时，中年失业是我对农民工就业的描述。现在，中年失业与“35岁焦虑”的群体换成了白领。但本科毕业生的收入仍远高于农民工。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其中外出农民工4549元。而刚毕业半年的2020届本科毕业生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占73.4%，5000元以上的占53.1%;毕业5年的2015年本科毕业生中，月收入超过10000元的占44.6%。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农民工一直勒紧裤带供子女上大学，而大学毕业生生活再困难也不会接超龄农民工的班。
清退超龄农民工，会不会导致建筑业用工荒?有学者认为不必担心，理由是：第一，在工资水平提高、权益保障到位的基础上，建筑业会吸引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第二，随着建筑施工领域信息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对重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将逐步减少。在我看来，若有人可用，包工头自己就会想方设法把工作能力差的超龄农民工请走;现在需要政府出面清退，恰恰说明工地上还用得着他们，说明清退有可能导致用工荒。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延迟退休的理由之一，是职工虽达到原退休年龄，但体力精力仍能胜任工作。而清退超龄农民工的理由，是他们工作能力下降、事故概率增加。现有超龄农民工中，大多数没有达到延退年龄标准65周岁，请问：他们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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