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一家投资过千万元、收治肾病重症患者的透析中心，本应于三年前营业，但因周边居民反对被当地政府叫停，另行选址后同样出现了拉横幅、堵马路、泼油漆等“邻避”冲突。
这家透析中心的经历成为我国医疗、环境等公共设施频频遭遇“邻避”冲突的缩影。近年来，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尴尬中无所适从，有关部门在“决策—反对—冲突—妥协”的怪圈中疲于奔命，诸如垃圾焚烧厂、变电站、磁悬浮、高架桥等设施在筹建过程中均或多或少都会遭到周边居民的抵制。
每一起“邻避”事件，看似成因不同，其实背后都关乎居民的利益、情绪和权利。多数人都希望尽可能享受公共设施带来的便利和享受，却并不愿由自己承担基础设施建成可能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有些确实存在，但有些是由于不信任和信息欠缺而产生的情绪化臆断。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邻避”冲突难以避免。但说到底，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心理的泛化就是一种社会失灵。若是公共设施的建设失去执行力，陷入“一闹就停”的怪圈中，那便可能会挫伤社会资本投资公共设施的积极性，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居民利益和城市发展。
“邻避”效应，是城市治理的一门“必修课”，不能指望通过简单粗暴的处理就快速解决，而应循理分析、做好沟通和协商工作。化解“邻避”困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决策者、建设者和居民之间学会换位思考和行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
一方面，公众可以通过参与减少抵触。比如在公共设施的建设规划之初，若公众能够参与决策过程，最大限度地了解项目，就一定程度上消减其“决策被动承受者”的心理感受，避免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应站在居民角度考虑问题，做好相应补偿。有关部门应该看到，补偿是多元化的，单纯的经济补偿未必能够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反而可能引发“被钱赎买”的心理恐慌。除了经济补偿外，或许有时通过改变“邻避”设施的外形、颜色、规模等物理特征就可以大大提升公众的接受度。此外，也可以在设施规划中，通过对“邻避”设施周围的空间进行环境改造和生态恢复，从根本上减少“邻避”设施给居民带来的影响。(许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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