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抗金)战绩，都是莫须有的。”“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这些议论，出自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该书曾被顾颉刚先生称为“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但书中“褒秦贬岳”的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致《白话本国史》一度被封禁。
吕思勉先生这么写，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军阀横行，民不聊生，所以吕思勉先生对军人颇有恶感，认为：“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自然骄横起来。”
其二，在民间，岳飞的名气很大，但正史中记载少且凌乱，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近年来，不少网友撰文指责岳飞擅权、过问太子废立、拥兵自重等，其实都是秦桧等人当年诬告岳飞的名目，后王夫之在《宋论》中，曾有提及，遂使一些网友产生“翻案”的冲动。
有关岳飞的史料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是其孙子岳珂所撰《鄂王行实编年》，多搜集民间传说，部分内容不准确，作者的倾向性亦明显;其二是《宋史》，相关内容很少，且依据《高宗日历》，虽来自官方的正式记录，但编辑者是秦桧的儿子秦熺，有关岳飞战绩的材料多被删削，而《宋史》在清代，又遭改窜;其三是《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虽保留了很多原始档案，但有关岳飞的部分比较粗糙。
在南宋，岳飞的官方地位起起伏伏。蒙冤被杀后，相关史料被秦桧父子改窜殆尽，甚至岳飞曾封在岳州(今湖南岳阳)，秦桧亦下令易名为纯州。受此影响，宋代文人对岳飞评价普遍不高，朱熹便同意岳飞“横”，称他“骄惰”“有些毛病”。洪迈则称岳飞前世为猪精，命中注定，早晚会被屠宰。
1161年，金朝海陵王派特使到南宋，为宋高宗祝寿，但态度极为傲慢，南宋朝廷意识到，金朝可能放弃和约、兴兵南下。为此，朝臣提议，给岳飞平反，“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年9月，金兵果至，宋高宗只好下罪己诏，恢复了岳飞家属的自由，同年12月，纯州复名岳州。第二年6月，宋高宗禅让皇位于宋孝宗，7月，便让孝宗为岳飞平反。
然而，此时关于岳飞的记载已是“国史秘内，无所考质”，宋孝宗定中兴十三战功时，也未将岳飞的郾城大捷、颍昌大捷算进去。
1208年，在奸臣史弥远的主张下，宋朝恢复了秦桧的王爵、赠谥。所以岳珂在《金佗粹编》中，只是极言岳飞的战功，不敢牵涉下狱致死事。岳珂的记录多来自对岳飞旧部的访问，不甚严谨，比如虚构出朱仙镇大捷，且将“拐子马”误会为给战马披上重甲，用锁链绑成一排，冲击敌阵。清代乾隆皇帝擅骑射，立刻指出，“拐子马”违背战争常识。在宋代，“拐子马”实为中军两边安插的骑兵部队。
《金佗粹编》后散佚，元代时重新搜集、出版。元人颇敬重岳飞，开始将其神话。到了明武宗时，都指挥使李隆在岳坟前铸秦桧、王氏、万俟卨跪像，以后又加入张俊，岳飞的忠臣地位从此不可动摇。
可见，岳飞的形象确实存在一个建构的过程，且因秦桧父子删削，支撑岳飞形象的史料严重不足，导致后人误判。然而，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曾两写《岳飞传》，基本理清了岳飞的真面貌，将以往加诸其身的种种诬妄，一一予以批驳。
通过邓广铭先生对宋代历史的研究，可知岳飞与后世帝王刻意塑造出的“愚忠”形象，颇有距离。岳飞的忠诚并非只属于皇家，更属于黎民百姓，他对国家与人民有一种挚爱，这源于母亲的严格教育。成年后，岳飞虽身居高位，却对妻子忠诚，始终未纳妾;他对同事诚信，为救友军，不惜牺牲自己利益;他关怀下属，自奉甚俭，有赏必分给众人。在中兴四将中，岳飞战功第一、官位第一，去世时却家无余财，妻子只着布衣。
面对外侮，宋军屡战屡败，而岳家军却军纪严明、所向披靡。岳飞死后19年，宋御史中丞汪澈到鄂州，视察岳飞旧部，提起岳飞，将士们仍“哭声如雷”，高呼“为我岳公争气效一死”。足证岳飞人格伟岸，足照千秋。
在今天，这些已成学术界的常识，可遗憾的是，普通读者却知之甚少，人们依然沉浸在《说岳》之类小说家言，或无学术基础的游说上。人人只想猎奇，不关注真相如何。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伶的，有了英雄却不尊重的民族是可耻的。珍惜英雄，是身为后辈不可推辞的义务。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都难免遭遇困难，唯有英雄精神，能为人们点亮一盏希望的灯，鼓励起人们永不言败、绝不放弃的斗志。
本书虽是通俗历史作品，但两位作者都是宋史研究名家，在岳飞研究中均有建树。故能传道解惑，指点后学超越，前人误区。
读史不仅为获得知识，也为得到精神洗礼。如果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为多一点谈资，又何必读历史?
神交古人，得天地正气，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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