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电影近来成为一个新热点。从《你好，李焕英》到《我的姐姐》，电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手法，刻画了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冲突，由此引发公众参与讨论。
这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女性导演、演员和观众群体的崛起。不同于前辈，她们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于中国飞速发展的变迁之中，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个人及群体的发展机遇极为敏感。在这一代的群体意识下，大屏幕上的女性叙事从早期的故事讲述变为当前的困境表达，将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责任与自我之间的角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男性，女性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家庭关系更为敏感，也因此，她们的自我更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在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下，女性常常扮演牺牲者和成全者角色，这一点被伦理规范默认，也被女性自身内化为行为准则。当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带来了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女性的自我发展才有了优先权和合法性。但这也使她们的内心更为挣扎，尤其是在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时候。
票房大热的背后，是女性制作人团队、观众乃至全社会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反思。在最近数十年的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男女之间人格平等、机会均等问题已经浮现，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和社会心理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但落在具体个人身上，却并未使选择变得更为容易。《我的姐姐》最后，年轻的女主人公安然放弃在“今后再也不见弟弟”的协议书上签字，抱起足球推开门叫弟弟过来的一幕，道出了众多女性在今天要做选择的艰难。对当下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女性来说，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尚未完全消散，新时代的个人精神却已牢固地盘踞心头。此时此刻，无论选成全他人还是成全自己，她都是不完整、不完满的，都会让她背负愧疚。女性的自我实现之难，在于她们在追逐自我的同时，还需同时妥善安顿好其他关系，无论是作为孩子、姐妹，还是妻子、母亲。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结构变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前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颇为意外地为这一代女性创造了更宽裕、平等的生长环境，使她们在年幼时不必面对家庭内资源的竞争，在社会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时候也能得到较好的教育，在成家立业后，仍还有不少能继续得到父母的支持，为她们的自我实现留下空间。但当前，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抚育标准的普遍提高，资源的挤压正在逐渐显现，仍隐隐存在的男尊女卑文化是否又会被强化，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此外，这种变迁中的观念牵扯和机会不均等，还会加大女性群体内部不同阶层的分化：对于家庭和资源充足的女性，她们的自我实现可得到社会的鼓励;而对于资源紧缺、条件受制的女性，她们会不会再度被边缘化，又该如何在结构缝隙中仰望蓝天，都需要持续追问。
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前女性发展处于机会上升期，这个问题才被更多地注意到。在中国快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成为社会的托底者，而女性又往往成为家庭的托底者，那又该由谁再来托起她们?女性扮演成全者的背后，是制度变迁和观念领域变迁的不同步，是社会能托起她们的力量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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