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3.75亿，比10年前增长69.73%。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活跃，其中的性别差异也值得关注。
一个较为显著的趋势是，在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中，女性比例正在上升。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了这一点。上海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女性比例都呈上升趋势。在深圳，2017年的户籍迁入人口中，女性人数为19.44 万人，较男性多约3万人。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中女性比例上升，意味着更多高学历女性移民和外来务工女性对大城市用脚投下选择票 。
大城市何以能吸引更多女性?在移民研究中，有美国学者曾提出“推拉理论”的解释框架，认为影响人迁移的原因包括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就迁出地的推力来说，无论是外来务工女性还是高学历女性，在老家可能都面临较少的工作机会和较低的收入。此外，她们还很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家庭束缚，比如高学历女性在老家可能会面临日常催婚催育压力，择偶的可选择范围也有可能受限。而在迁移到大城市后，那里更高的文明程度、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更高包容度和对个人隐私的尊重等，让其更有机会过上舒心的生活。
从迁入地的拉力来看，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在流入地有工作机会。大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普遍较高，以商业贸易、文教卫生、旅游餐饮等为主的第三产业也被认为更适合女性工作者。不同职业身份和教育水平的女性，都不难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此外，大城市通常基础设施更完备，社会制度更健全，生活的便利水平和安全程度也更高，这些均是吸引女性落脚大城市的重要因素。
由于生活体验的接近性，不少人对中产女性的大城市选择更能心领神会，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更为庞大但也更为沉默的农村打工女性群体。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群体绝对数量和比例都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农民工在迁移到大城市后的居住模式常被视作暂时性非父系模式，尽管多数农民工婚后会在丈夫的“老家”附近新建小家庭，不过新婚夫妇一般很少使用这个住所，多会新婚不久后返回城市打工。
对于这部分打工女性来说，迁移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得到赋权的过程。换句话说，她们通过参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而获得经济独立，脱离农村的父权制家庭也意味着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可能性，家庭生活及亲密关系进而被重塑。与农村留守妇女相比，已婚移民妇女在城市里有限的居住空间和长时间的工作时间而使得家庭负担大大减轻;因不与子女共同生活、有规律通勤而免除了日常照料的责任。可以说，非父系居住模式很可能带来性别更为平等的婚姻关系。
城市不断吸引女性迁徙，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城市中仍存在一些有碍女性更好生活的因素。今年年初，一名大城市独居女性被困浴室30多小时后才获救的消息就引发过一波讨论。女厕所排长队、公共场所母婴室不足等早已不是新闻。随着大城市中女性数量和比例的持续增长，城市规划及治理方面也应观照并顺应这一趋势，将性别维度纳入考虑视野。
多项研究均发现，男女对城市设施的使用与感知并不相同。过去的城市建设更多是围绕男性需求进行的，在对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进空间。所谓包容度，是指帮助女性参与城市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便捷，指的是让城市设施与服务满足女性的生理需要与社会角色;安全，则指向创造一个安全的城市环境，让女性共享更好城市生活。
不少城市都在强调倡导建立儿童友好性城市，女性友好性城市却甚少被提及和关注，把性别视角纳入城市治理在我国也尚属新的尝试。近年来，联合国倡导在全球各大城市建立对儿童、青少年和女性安全与友好的城市，其中强调了使女性免于各种形式的暴力，增加女性在城市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及增强女性领导力等。在城市建设实践中，决策者和治理者有必要考虑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城市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把儿童与女性的视角纳入城市规划及政策制定过程，让所有城市居民共创共享包容、便捷和安全的城市空间和居住体验。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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