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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伟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近期，“人矿”一词冲上海外网络热搜榜，反映了西方资本无序扩张重压之下一种消极的社会心态。人既然被当作“矿”，甚至沦为一次性用品的劳动力，其人权状况不言而喻。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金融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下，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形式从“形式吸纳”变为“实质吸纳”，资本主义积累体制转变为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体制”，以“弹性用工”“派遣劳动”等新型劳动体制为代表，在“战后黄金期”迫于劳资谈判压力而建立完善起来的能对劳动者进行充分人权保护的劳动体制纷纷走向名存实亡，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战场上的“弹性用工”，即雇佣兵广泛参与后冷战时代的战争。
回顾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动的历次战争，以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朝野对“越战”5万余美军士兵死亡的反思为标志，美西方国家为了标榜其一再津津乐道的人权高标，开始大量使用雇佣兵参与战事。由美国国防部及各军工复合体企业为发包方，由黑水公司等佣兵企业为分包、承包方，美西方的雇佣兵公司在80年代以来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本世纪以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大量使用雇佣兵，正规军得以避免大量士兵伤亡以及由此而来的舆论压力，政府、军队、佣兵企业投资方多方共赢，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考虑到战场上的人权状况，以及现代国家军政关系的稳定，这种做法其实是国家治理上的饮鸩止渴。
从人权保护和全球治理的视角看，即便是在战场上，处置包括士兵生命安危在内的一切事务都应该有国际法的依据，而国际法及其所奠定的国际政治体系经历了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再到“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的演变。不过，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从来都是存在着一种战争法权的“文明-野蛮”两分法的：如果战争发生在“文明”国家之间，那么战争是有底线的，打仗无非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套利机制，而维护这个套利机制则需要一系列平衡机制——包括对战俘人权的保护和交战规则的遵守等；但如果战争是发生在“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之间的非对称战争，那么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对“野蛮”国家的军民所实施的任何暴行，都被认为是有国际法理依据的。从美西方媒体对待后冷战时代以来系列战争的“双标”态度来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对于美西方国家而言，乌克兰危机出现对上述两分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作为斯拉夫人的“内战”，战争爆发之初双方的交战行为均非常克制；另一方面，战争既然作为套利手段，那么在利润没有赚足之前，岂可轻言战争结束——这一点从俄乌双方谈判始终无法正常进行就可以看出。至于战场上士兵的人权状况，则不在战争“投资者”的盘算范围之内。
面对现代化“无人战争”的残酷性，雇佣兵大量地被作为“炮灰”投入战场，不仅是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人权状况恶化的表现，也对未来人类战争行为的规范化构成了极大威胁，会导致战争、军事行为越来越失去底线，导致启蒙时代以来人类所探索的“把暴力关进笼子”，即军事现代化的努力毁于一旦。军人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役的特殊职业群体，也是一国组织化暴力机构的正规成员，其职业具有神圣性，从参军、参战到退役，其权益都由一系列的正规制度实施保护。然而，一旦军事手段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套利手段，军人沦为资本的“耗材”，那么，一切正规军事制度的神圣光环与荣誉感都会荡然无存。而人类失去约束暴力的智慧后，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
此外，美西方佣兵企业还与全球涉黑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让美国自己都头疼无比的墨西哥“洛斯·泽塔斯”贩毒集团，高薪雇佣大量退役军人与警察，并通过黑金政治左右政坛局势，使这个臭名昭著的武装贩毒集团俨然成为“国中之国”。这样的贩毒集团对于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毒品消费国而言，迟早会带来暴力失控的可怕反噬后果。（责任编辑：华章 安然 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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