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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愚 四川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月22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东京就双边关系、两国防务安全政策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意味着中日安全对话机制在时隔四年后重启。依照惯例，2019年2月在完成第十六次中日安全对话后，第十七次中日安全对话应在日本举行。但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中日安全对话迟迟未能在日本召开。
中日安全对话机制是中日官方交流的重要渠道，该机制可确保中方意见更精准地传达给一线的日本官员。其使命偏重于相互正确传达本国在两国关系中的基本立场与最为关切的问题。双方的分歧自然也包括在内。因此，即便与会双方在“日方同域外力量勾连的强化”“历史问题”“核污染水排海”“保障产业链与供应链畅通”等问题上的立场不尽相同，中方代表之一的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对话结束后接受采访时仍然指出“本次磋商深入坦诚、内容丰富”。毕竟，在中断四年后第十七次中日安全对话的首要任务是先把四年期间形势变化所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开诚布公地摆在桌面上。
客观来说，在历史长河中四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四年的时光又足以改变很多事情。虽然2020年疫情初起阶段“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里间守望相助犹在眼前，不过日本在价值观上的“西化”趋势同样不可否认。投射到对外政策领域，“持守中道”的日本路线也让位于向美国“一面倒”的方针。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原本在对俄制裁问题上长期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的日本，甚至不顾自身的实际利益迅速与俄切割。日本似乎比以往更为习惯于以西方的价值观来权衡世界。
日本的变化在第十七次中日安全对话中亦有所体现。中日安全对话本应立足于中日两国，但日方却在对话中抛出了美国制造的所谓“侦察气球”问题。显然日本在以一种与美国同步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用“美国视角”来对待中日关系还助长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疏离感。日本似乎不再是历史问题的责任方，而只是被时间隔绝的旁观者，因而也就无需将历史责任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日本右翼每每宣扬是中国改变了地区安全格局。但就这四年而言，一味紧跟美国，并且通过出台新的安保文件向“普通国家”又迈近一步的日本，似乎才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变数。从第十七次中日安全对话的内容来看，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并且还在这一框架下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而日本对美国的盲从却在改变中日关系的既有框架。虽然这不等于日方不乐见中日和平友好的局面，但继续向美国“一面倒”注定会使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最终从属于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日本也会丧失在中日关系甚至国际舞台上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乐水 安然 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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