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打官司，为什么打官司，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续……这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在“戏说”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档案中，我们方能重新走进历史深处。
在浙西南的山城龙泉市，一组1.7万余卷、88万余页的“龙泉晚清民国司法档案”(以下简称“龙泉司法档案”)，记载了两万多个诉讼案件，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目前已知晚清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基层司法档案文献，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为了整理选编这批档案，档案人、学人、出版人进行了一场12年的接力，到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和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学者指出，“龙泉司法档案”堪称是这座山城的“第三件国宝”。
立嗣文书和大红庚帖的历史价值
龙泉市档案馆的306室，门楣上是“民国档案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徐徐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2摄氏度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有5个百分点的浮动。”章亚鹏问记者，“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畏。”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
一张立嗣文书上说明，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
一张大红庚帖上，写有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包伟民曾经参与档案编目整理，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
发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和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档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记者，中华书局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人。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五辑96册，共收录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龙泉司法档案”上。
撷取近代百年的一个个基层瞬间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内容始于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记录的诉讼案件逾两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是‘有文必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了一点，但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在这种情况下，用选编的形式进行整理出版更为合适。包伟民说，由于案例众多，不少案情类似，可以从中选取典型性的案例，以案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性、时代的特殊性和整体的史料价值作为首要的选编因素。
这就需要编纂人员在明悉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遴选充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司法细节的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况，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司法档案’的工作，特别是做《选编》的第一辑时，天天熬夜。”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回忆说，“直到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后，傅俊等专职研究人员接手，我们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却让我遇到了‘龙泉司法档案’。”李爽说，在《选编》第二辑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自己的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套书就像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选编》首辑出版，2019年9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出齐。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编》展现了变革时代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活世界，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一步。
杜正贞则告诉记者，这批档案记录的是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的过程，对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历史学要求我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代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就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关资料很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和想象800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司法档案”仍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着更多人来开掘。
龙泉市档案局局长朱志伟说，如果它能再接再厉，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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