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滨文化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浮滨文化?几千年前的历史遗存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上世纪参与河南殷墟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傅斯年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使命在于重构历史，古史重建由此成为上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话题。目光回到粤东，浮滨文化出土的大口尊、酱色釉、牙璋等文物，则成为重构粤东、岭南在商周时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策划：达海军采写：肖燕菁
发现与确认
浮滨文化的发现与特征确认
1974年7月，在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工作的邱立诚接到任务，前往饶平县参与考古发掘工作。当时，北部浮滨公社桥头大队正在塔仔金山为农业学大寨开展平整土地工作，农民发现古代遗物后经饶平县文化局报广东省主管部门，后广东省博物馆派出彭如策、宋方义、邱立诚等考古工作人员。邱立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在现场发现遗物后，在器物的周边用竹签清理出墓边，进而画图、照相，取出器物，其艰难可想而知。”
塔仔金山发掘的墓葬中出土带把壶、大型尊等陶瓷器和锛、戈等石器。同年9月，发掘成果在饶平县文化馆附近的地方展出。发掘品和采集品用大板车拉去，写了简单的说明，用绳子隔开，供赶集的百姓参观。
现场，联饶公社深涂大队一名农民对邱立诚等人说这类东西他们那里也有，于是一行人又赶往深涂大队的顶大埔山工作。其间，一名参加顶大埔山平整土地的农民挖出一件铜戈，成为浮滨文化遗存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这一年，饶平浮深、联饶的21座土坑墓共清理出土随葬品近200件，连同抢救清理前已出土的器物，总数达300多件。
上世纪80年代起，在福建展开的文物普查中，闽南九龙江流域的漳州、漳浦、南靖以及晋江流域的泉州、惠安、莆田等地相继发现浮滨类型遗址。经过比较研究，考古学界确定这一文化类型已经具备了考古学文化的各项条件。1983年，在饶平发现的这批墓葬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以《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公开发表，邱立诚判断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1983年，考古学家何纪生发表《香港的考古发掘与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一文，首倡“浮滨文化”。
考古学界判断这是一支商周之际地跨粤闽两省、分布在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四流域，联成一片，文化特征相同，埋葬习俗相似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特征为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组合。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骐认为，浮滨文化的内涵可作如下概括：典型陶器、釉陶、装饰花纹、刻划符号;石器生产工具、兵器、装饰品、礼祭用品;青铜器的出现以及墓葬。其中，陶器以长颈大口尊，敞口深折腹，喇叭形圈足豆，大口高领折肩壶或罐，施酱色薄釉尊、豆最具特色。陶器花纹装饰以条纹最多，方格纹、梯格纹也多见。
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在1836年根据人类制作工具用的材料，将人类的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其中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从浮滨文化出土的锛、斧、凿等石器生产工具和石璋等可判断浮滨文化已进入使用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而青铜器的出现，则可成为浮滨文化作为“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这一观点的印证。浮滨文化的青铜器，现有材料至少有四个地点共约25件，包括戈、戚、矛、匕首、斧、有肩斧、刀、铜铃。在联饶顶大埔山墓葬出土的青铜戈，长援、亚腰、直内无胡，长17.3厘米。邱立诚在《再论浮滨文化》中表示，正是这件铜戈的发现，使考古学者们推断浮滨文化已属于青铜文化，并由此推论广东地区自商时期跨进青铜文明的门槛。
之前与之后
浮滨文化的分期及与其他文化的承接
浮滨文化可有明确的分期?
邱立诚将浮滨文化的主要遗存划分为三组，第一组以普宁牛伯公山遗址、揭东油柑山墓葬和饶平联饶顶大埔山墓葬为代表，年代上限在商代中期;第二组以南澳东坑仔遗址、饶平浮滨塔仔金山墓葬、大埔枫朗墓葬一期和鸟仑尾遗址二期为代表，年代上限在商代晚期;第三组以大埔枫朗墓葬二期、南靖狗头山墓葬和漳州虎林山遗址三期为代表，年代上限在西周前期。
《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发现与研究》一书中，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岩通过对浮滨文化中尊和折盘豆两类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粤境浮滨文化墓葬发掘和采集资料分为三期，其年代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参考大埔采集品中的圈足尊，与盘龙城第五期的弧腹尊形制非常接近，推测第二期的年代应当相当于中商时期;根据折盘豆的变化轨迹，即I式折盘豆延续至第二期，因此将第二期亦归入中商偏早时期。”李岩的推断将浮滨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前至早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许天进认为，虽然现在还没有可靠的地层关系来证明这样的序列是否准确，但从该区域更长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看，其对年代的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此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浮滨文化是相当于商中后期至西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根据普宁牛伯公山遗址的碳十四测定数据，浮滨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距今2870—3390年之间。近年在漳州虎林山对M13、M18墓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距今3040年和距今3120年，均坐落在商中期至西周纪年之间。
曾骐将粤东大地的史前历史简要概括为象山人(早期)、陈桥人(中期)、后山人(晚期)、浮滨人(末期)。在浮滨文化之前的普宁后山类型以鸡形陶壶、方格纹凹底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在后山发掘的一批小型土坑墓中共出土了7个个体的鸡形壶，带有强烈的土著性特点。
1997年，香港马湾东湾仔清理出一座属浮滨文化墓葬，出土陶器4件，另外有玉石饰物，其中长颈圈足壶、罐、杯等都具浮滨文化早期特征，另一件称为双流壶的陶器，形似皮囊形，双小流口，鼓腹，素面平底，提梁消失，形状与后山类型鸡形壶相似但已不见后山类型鸡形壶那种生动形态。曾骐在《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类型”》中认为，后山类型标志物的鸡形壶曾经是图腾的旗帜，生命力顽强，它在浮滨文化的早期阶段时隐时现，或改变原形，但在后来的浮滨化晚期终归消失了。
浮滨文化各墓地陶器群的差异，可以说明该文化有较长的发展过程。福建南靖、龙海地区，晚于浮滨文化出现的是云霄墓林山遗址，从器类上看，它们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陶器形态已有很大的变化，釉陶大口尊、折腹豆这类浮滨文化的典型器已完全不见，型式多样的石戈、石矛也所见不多，只有少量石戈还保留着与浮滨文化同类器相同的形制。墓林山遗址的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2450年和2635年，相当于西周晚期。邱立诚推测，当浮滨文化走向灭亡之际，正是墓林山遗址发展之时。但墓林山遗址居民并未有充分发展的机会，随即被更为强大的夔纹陶文化取代。同样的取代发生在潮汕地区，在这一时期，浮滨文化常见的大口尊和施釉陶器消失，夔纹陶器大量出现。
李岩认为，从粤东地区来看，揭阳华美类型可能是浮滨文化残留，还有待未来的探索，之后似乎一下子被夔纹陶文化取而代之。“但浮滨文化原始瓷中，杂有黄绿色的釉是否与夔纹陶的青瓷之釉有关，目前还不清楚。”
文明与扩张
浮滨文化与当时的中原文化已产生联系
2001年，漳州一座高约30—36米的低丘山垅虎林山发掘清理残存墓葬20座。除一、二号墓年代早于浮滨文化，其余18座均为浮滨文化时期。从墓地残存布局看，平民、贵族分别葬于东北、西南二区，贵贱差别明显。虎林山遗址的发掘让浮滨文化的面貌更加清晰。
曾骐认为，虎林山墓地反映了浮滨文化时期社会分层的生动材料，十九号墓主人为墓地最顶级人物。在十九号墓中，出土的兵器铜戈、铜矛、石戈，铜铃(可能用于军旅)是墓主人军事领袖的代表，石璋出土于墓坑北部正中，黑色、制作精细，是礼仪重器或宗教神器，权杖的代表。成批石锛(28件)、三件玉玦、五件陶尊彰显墓主人的财富地位。从随葬品的分析中，凸现出墓主人在虎林山墓地中的显赫位置。
浮滨文化出土中，饶平21座墓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福建南靖三风岭一座墓出土石戈10件，漳州虎林山，10座有戈随葬的墓共出土石戈28件。兵器的出现表明浮滨文化的主人或许身处一个需要面临敌对群体的时代，而将兵器作为随葬品这一行为或许能让人联想到兵器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有社会分层，有斗争与冲突，即便是数千年以前，浮滨文化也不是以隔绝、固定的状态出现在这一片土地，在浮滨文化的遗存中，能够明显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子。
璋，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牙璋原为中原龙山文化至商代的礼仪祭器，多用玉料制作，20世纪以来，四川三星堆曾大量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玉璋向四周辐射，南至越南内部，东至福建均有牙璋的出现。在浮滨文化遗存中，先后发现五件牙璋，皆为石质，其中揭阳仙桥山前2件、漳浦眉力1件、虎林山2件。“牙璋的出现说明浮滨文化在当时已经和中原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李岩说。
牙璋是如何进入浮滨文化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石荣传在《从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玉(石)器看中原夏商文明的南渐》一文中认为，岭南地区的璋应该不是由长江中游转折而来，而极可能是由成都平原直接经长江支流乌江或沱江进入云贵高原，之后进入红河流域或珠江水系，到达沿海一带甚或东南亚大陆地区。
1990年，香港南丫岛大湾6号墓出土玉璋一件，大湾牙璋与虎林山牙璋(19号墓出)形态相似。同时，香港下过路湾遗址、广东博罗横山岭等珠江流域出现的浮滨式陶器、石器印证了浮滨文化存在向珠江流域的进发。石荣传认为，浮滨文化的璋当是由成都平原，辗转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再至粤东、闽西南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根据李岩的分期，饶平暂未见第三期的大口尊与折盘豆。李岩认为，这似乎说明，相当于晚商阶段，广东地区浮滨文化有所变迁，且第三期浮滨文化扩张得较为显著，不仅到达了珠三角地区，而且九龙江地区可以辨认为浮滨文化的墓葬基本为第三期者，若果真如此，则可得“晚商阶段，浮滨文化大举向东西扩张”的结论。
邱立诚《广东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一文认为，浮滨文化核心地区在广东揭阳至福建漳州之间，广东的海丰、蕉岭和福建的永定、永春则属浮滨文化的外围地区。浮滨文化的器物，如釉陶大口尊、壶、豆、罐和石戈等，则通过居民的迁徙携带或贸易等途径，到达广东的和平、博罗、增城、深圳、珠海、中山和香港等地。
视角与未来
为何要研究浮滨文化
器物与时代的关系在史前无文字记载的年代显得尤其重要。
浮滨文化所处的商周之际，中原的青铜器占据时代主流。但在主流之外，东南地区的原始瓷为人们看待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东南沿海地区以原始瓷与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遗存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湖南南部、广东全省、福建等地区，其面貌与三星堆和中原迥然不同，可以称之为印文硬陶—原始瓷文化圈。
从陶到瓷经过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泥质陶器;比较高温的泥质陶器;陶衣且较为高温的泥质陶器，也被称为泥釉黑陶;器表具有明显玻璃质反光的釉。《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发现与研究》书中认为，第4阶段大体有两个技术系统，一是浙江东苕溪为产地者;二是广东大埔和饶平所见者(含闽境者)。二者在胎质上有粗糙、细腻的区别，但共同点为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明确的玻璃质反光。李岩认为，这是陶瓷史上一次重要的质变。
朴素的造型、低饱和度的色彩，简单的哑光的陶瓷器上分布着斑驳的黑釉，隐隐可见微微的玻璃质反光。这一玻璃质反光，反射出的是从高温陶器到原始瓷千余年的历史。
浮滨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是酱黑色釉原始瓷制品的普遍使用。“目前为止，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浮滨文化这样成组的酱黑色釉原始瓷，可以说酱黑色釉原始瓷是是浮滨文化所特有的，潮汕地区是它的起源地之一。”李岩表示，从技术层面上看，酱黑色釉原始瓷在当时中国范围内是领先的，是本土创立的革新性的技术。
李岩认为，青铜器技术作为外来输入技术，在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开花结果，而原始瓷技术则是东南地区纯粹本土创造和成长起来的技术，并逐步得到发展，形成了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技术传统不同的特色，不仅是中国文明进程中多样性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后续世界历史发展做出巨大与独特贡献的中国元素。“虽然当时原始瓷不是主流，但如果没有原始瓷，也不会有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后来中国辉煌的瓷器。多样性格局提供了多种可能，或许在许多年后，处于边缘位置的就能够站在舞台中央。”
中国人发明了瓷器，追溯瓷器的源头，原始青瓷因分布范围广而得到更多的关注。酱黑色原始瓷基本分布在粤闽相连的浮滨文化区域内，分布区域小得多，但这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原始瓷探索成果。对于潮汕地区的陶瓷历史和文化而言，浮滨文化为其作为中国瓷器起源地之一提供了一个更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
转换视角看浮滨文化，李岩看到了技术传统的变革，邱立诚则思考浮滨文化与古揭阳的关系。在浮滨文化衰弱之后，原浮滨文化区又发生了什么?
“一般来说语言和文化都与当时的地理区域有密切的关系。但一个考古学文化与一个行政区域以及一个方言区基本不是完全重合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引起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邱立诚观察到，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区构成了汉晋时期古揭阳辖区的范围，其后更成为闽南方言流行的主要区域。这种线性发展并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人文现象是很特殊的也是少见的。邱立诚认为，从古越到古揭阳，再到后来的潮汕文化、闽南文化，期间的发展和演变进程发人深思。
潮学研究院副院长黄挺认为，浮滨文化研究对于当下的意义同样在于提醒人们重视多样性，“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古文化，受海上交通的影响很大。”
关于浮滨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李岩表示，希望接下来能发现酱黑色釉原始瓷制品窑址。
饶平的富西路正在扩建，工人们在尘土中忙碌，水泥路面被敲开，泥土裸露。这个地球上的人仍然在活动，建设不停止，考古也不停止。
饶平县博物馆馆长刘小兵最近在参与新版《潮州文物志》的编纂工作，带去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关于浮滨文化的工作成果。之前刘小兵带着中山大学的学生调研，仍然有农民不理解这些灰扑扑的出土物有什么价值。刘小兵认为，这至少能够告诉人们，在几千年前就有人在这里活动、创作出这些东西，有实物就不敢推翻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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