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一部文化短片《番客》在潮汕朋友圈刷屏。上一代番客远渡重洋造成的遗憾与留守亲人念念不忘的心结在这一天得以解开。冒涉风涛也要回家、沧海桑田不忘祖先，对于潮汕人而言，纪念先辈关乎家族的历史与个人的来路。“潮汕人，福建祖”的俗语不知从何时在潮汕流传，虽是民间俗语，但确可以印证粤东移民的历史与潮州文化的源流。
世泽与家声
潮安区浮洋镇陇头李的李氏家庙近年重修，重新描绘的彩画让祠堂焕然一新，大门两侧镌刻着世代流传的姓氏楹联“陇西世泽长，莆田家声远”。从浮洋镇陇头李村的李楚东有记忆起，祠堂就有这楹联。陇头李是个规模不大的自然村，关于村子的历史多数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李楚东也不太清楚，“村里的老人都会说，我们祖上是福建过来的，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
“世泽”与“家声”是姓氏楹联中常见用词，介绍姓氏的来历及郡望，记叙本支的迁徙与绵延。除了姓氏楹联，在潮汕的村志、族谱中也常见宗族从福建移民来潮的记载。潮州文祠镇鸭背村的廖氏祠堂，镌有楹联“登荣聚家族，永定分宗支”;汕头潮南田心陈氏祖祠供奉的陈仕颖祖籍福建莆田，宋端平三年(1236年)任潮阳知县，任满落籍城南，之后其后人又迁居普宁、惠来;龙湖鹳巢李氏史迁祖为莆田白沙乡人，在南宋末年逃兵乱至此……
东西走向的南岭山脉和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脉在潮汕北部相遇，一道余脉转向西南伸进南海，成为横亘在潮汕西北部的莲花山脉，将潮汕与珠江流域在地理上区隔;一条韩江联结上游的汀江与赣江，“大海在其南”为其勾勒曲折的海岸线。潮汕地区大多数时间属粤，但其文化却与广府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从地理环境上看，潮汕的确属于“省尾”，但也因其“省尾”的偏僻和与广府的阻隔，使得潮汕能与接壤的福建在地理与人文上直接往来。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潮汕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化外之地，北方中原政权陆陆续续通过驻军、建制等方式开发潮汕，但直至隋唐，潮州土著少数民族的势力仍然顽强。唐初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来自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的陈政奉命平定，招募58姓民众为兵。之后其子陈元光为漳州首任刺史，被奉为开漳圣王。陈氏一族与蛮僚斗争多年，直至开元三年(719年)，陈元光的儿子陈珦降服蛮僚，方结束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战争。陈珦出生于漳州漳浦，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年老上疏请辞，归还故乡，因延医诊治未果逝于光州。如今潮汕、漳州的部分陈姓认为自己为光州一派。陈氏当有后人留在潮汕、漳州，但对于当时的陈珦而言，落叶归根仍然要回到光州。
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民族志》中记载，“福老人由福建南部沿海岸而移植，客家则由江西逾岭，在虔、汀、梅之交，即由山脉向闽粤山地逐渐分布。从迁移地理论之，福老从海线来，可名曰海系，客家随山脉而迁，又名曰陆系。”
潮州文史学者陈贤武从方志和家谱资料考察，认为汉族移民迁居入潮，迁入潮汕地区定居的汉族人，大致可分为福佬人和客家人两个支系，有三个重要来源，一是宋代官师官落籍，二是南宋末随二帝播迁的军民，有部分散居在本区，三是元末到明初，由闽赣迁入的家族。人口规模最大的当数第3个来源。“汉文化的潮州地方亚型，尚赖宋元以后福建移民的迁入，才逐渐形成。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佬化是潮州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
福建的开发
是“福老”还是“福佬”?“福佬”是什么?“福佬”与“河洛”的关系是什么?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大致共识为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带，讲闽南方言的汉族人。有说法认为“福佬”即“福建佬”，即福建人，但“福佬”与“河洛”在闽语中的发音相近。顺着“潮汕人，福建祖”的俗语追溯宗族脉络与文化源流至福建，“河洛”这一概念出现。
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广大地区，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居于中国古代政治版图的核心区域。闽南语有河洛话之称，部分台湾人也自称“河洛郎”。
潮汕与福建的方志、族谱在提到源流时常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说起。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兼潮学研究院院长陈海忠认为，西晋永嘉年间大量中原汉人进入潮汕的说法不可信，“遇到战乱，中原汉人向南避难，首当其冲应是江南。”东晋至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造成的直接结果为江南地区承接大量来自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的移民。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同样认为，永嘉时中原的衣冠士族如从陆路南迁，到达江淮间即可基本脱离危险，渡江后即可获得政治、经济地位，何必千里迢迢继续南迁入闽?
永嘉之乱后的两百多年，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朝梁将领侯景起兵叛乱，攻占梁朝都城建康。同年又有蝗灾，之后江南持续多年战乱，乱自北方来，移民浪潮推向地理位置上更偏南的福建、岭南。这是福建西晋末年到唐五代时期的第一次移民浪潮，而后唐代两次大批入闽汉人，都以河南中州人为主。唐代是北方汉人入闽并促进福建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据载，隋代福建人口仅1.2万户，到了唐中期的开元、天宝前后(713—755年)，福建人口上升到93535户，为隋代的7倍多。福建移民开发地区从福建北部的闽江流域逐渐扩大到闽南、闽西的晋江流域与九龙江流域。唐朝，福建全境开发的格局形成，之后陆续有北方汉人进闽。
人文地理学博士王宜强在《福建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福建移民在空间呈现近椭圆形开发轨迹，自西北向东沿海岸线向南延伸，复折向福建西南和闽西、闽北地区，最后向闽中、闽东。
至南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中原人口陆续不断地涌进闽地，福建成为经济文化发达的大省。农业上不断开拓耕地，建州、南剑州出现“田敷百级阶”的壮丽图景，可知当时梯田已遍及高山峻岭;沿海平原地区则向江河湖海要田，沙滩和海涂辟为良田。
因其相对江南而言兵火较少，福建被当时遭遇靖康之难的赵宋视为王朝可靠的后方。福建籍名臣廖刚对高宗提出“惟永嘉(今温州)与福唐(福州)所当留意”，认为朝廷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退守福建。而后，南宋宗室也确迁往福州、泉州，甚至到潮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0记载，建炎三年(1127年)，西外宗正司迁到福州，属其管辖的180名宗子随之迁入，此后又一度迁往潮州。同年，南外宗正司迁往泉州，随行宗子349人定居泉州，其后繁衍生息，到庆元年间(1195—1200年)发展到1700余人，绍定年间(1228—1233年)达2300余人。
2021年7月，在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个世界遗产。从宋元时代辉煌无匹、属于天下万民的泉州港可以窥见当时福建经济贸易的繁荣。这一时期，定居人口中专门从事商业的居民越来越多，福建商业和集市贸易迅速发展，城镇兴起。宋代，福建制瓷业发展到了顶峰。青瓷的烧制工艺和技术受江浙龙泉青瓷的影响较大;青白瓷在闽北则受景德镇青白瓷的强烈影响。王宜强认为，江南陶瓷技术移民的输入是福建宋元时期在这一领域达到先进行列的重要推手之一。
经济文化发展，人口剧增，福建的人地矛盾凸显。福建境内面积的90%以上是山地丘陵，耕地特别缺少，人均占田面积少。北宋元丰年间，福建路每户平均占有的官民田11.2亩，只及南方人口密集的五路平均数的36%，户均田亩数次少的两浙路仍比福建高80%。人稠地狭的福建在北宋开始已有向两广地区的移民，临近的潮汕地区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潮州文化迎来闽文化西渐与福佬化的重要环节。
闽风入潮
“宋元时期，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由于闽人对本地区规模空前的移民，闽地风俗濡染岭东。”陈贤武介绍，宋元时期闽文化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闽人直接移民和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
陈贤武考据，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30人，闽人17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63人，闽人36人。陈海忠介绍，宋代潮州官员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尊崇韩愈，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历任郡守长吏均积极筹措经费，倾力举办州学、县学和书院，使之成为儒学教育的主要阵地。
官塘秋溪陈氏大宗祠中有“闽海分藩传旧德，秋溪卜世振新猷”记载。据官塘清末秀才陈舜臣所着的《心耕谷果》，“陈坦父名宗庆，坦由进士知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事(宋元符间)，公治邑有惠政、任满，为百姓所攀留，遂卜居秋溪鹤塘，建祠以祀先祖，终后葬于后山山柄”。陈坦祖籍莆田仙游，世居泉州，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任海阳县知县，在职期间，关心农桑，兴修水利，捐献俸禄，支持海阳县学宫的修建和办学。任满回乡之际，潮州民众极力攀留，陈坦于是决定带家眷长住潮州。
宋代大量士人出仕潮州，他们任职期间，注重文教，卸任之后，不少人卜居潮州，成为当地望族。明朝“三世尚书”林熙春的祖辈林开佑于南宋末年由福建莆田前往潮安庵埠镇创乡，因地邻庄陇，这一支也称庄陇林;南宋大理学家杨时的孙子杨岚在淳熙十年从莆田迁入揭阳，后迁庵埠;莆田方骥之为淳熙年间潮阳尉，后迁惠来，为惠来方氏始祖……
在迁入潮汕的闽人中，莆田籍官员及其后代占据相当比重。莆田在明朝一度成为朝廷“设局驻员”的移民管理机构的驻地，不少官员停留在此，繁衍生息。此外，莆田当时作为文献名邦，兴学成就显著，培养一大批登科士子与官员。宋王迈的《兴化军修学增禀记》中云：“莆壤坠褊小，……而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游西泽《通判题名记》中称，“科名之盛，甲于闽中”。宋代，莆阳士子登金榜者为数甚多。据有关志载，宋代320多年，登进士者就有826人。徽宗政和5年(1115年)，一科就中24人。宋代状元有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五人。熙宁九年(1067)，徐铎举状元，薛奕中武状元，神宗誉为“文武魁天下”。绍兴8年(1138年)，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中榜眼，当时流传“杉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之语，名噪一时。
《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风俗形胜》记载，(宋)孝宗尝问(王)大宝：“潮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明代弘治的《兴化府志》讲述莆田宋代风俗，同样提到“家贫子读书”。或许是相似的地理环境与当时鼓励文教的政策背景，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方志记载，他们兴建州县学宫学舍，创办书院，办置、扩充学田，保证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在这些闽籍官员的努力下，宋代潮州教育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
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海阳人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状况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于发达地区，故《方舆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
“北宋之初的开宝四年(971年)，潮州人口大约15万人;到了南宋之末的咸淳十年(1274年)，人口已经增长到75万人，大量新增人口仍然主要来自于福建的移民。”陈海忠认为，这使潮州文化带上了浓厚的闽南文化色彩，也使潮州地区进一步的福佬化。
福建移入潮从宋持续至明代。嘉靖后期，韩江流域的商贸活动繁荣，潮州因其地理位置，当闽广之冲，成为韩江流域经济中心。潮州进入发展的高峰期，辖县数由明初的4县增加到后期的10县，经济面貌迅速改观。时人王士性不由地惊呼:“今之潮非昔矣，阊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陈海忠认为，到明代，潮汕地区的福佬文化已经成型。
唐山，唐山
来自中原的家族千年来陆陆续续向南移民，山水迢迢，朝代更迭，唯有宗族是长期稳固的单位。
陈海忠说：“当时的移民不是单打独斗的，是一个大的宗族，只有以宗族为单位，才能在漫长、艰难的移民路上存活下来。宗族里面有士人阶层，也有工商业者、艺人、乐师等，形成一个集团，同时也把整个文化保存下来。”不论是进入福建的中原汉人，或是经由福建进入潮汕的汉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以家族为单位的斗争，早期是土著与汉人，之后则是移民而来的家族之间。
王宜强认为，北方移民为取得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宗族的实力做后盾，从而在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和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加强相互扶助，巩固血缘关系。家族势力在谋求生产资料、经济利益以及军事防御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或是出于对家族势力的巩固和树立正统，或是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祖源地的追念，福建家族或乡族的建庙造神活动大体上起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元明三代。陈海忠认为，潮人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很大程度上源自迁潮闽人中的官宦世家重视家族历史的文化传统。
宋元明三代，潮汕的宗族经过多年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有了一代代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子弟，宗族的荣誉感和集体认同不断加强。陈贤武介绍，当一个普通农家子通过科举而跻身士大夫阶层之后，除了通过封荫和免役减赋，从而提高整个家族社会经济地位之外，他首先要做而且必须做的事，就是宗族建设：修族谱、建祠堂、置立族田以赡族奖学等。经过宗族乡约化、联宗活动和联姻圈的扩展，潮州乡土社会宗族化的进程，到明末已经基本完成。地缘和血缘叠加的乡族社区，成为潮州社会最基本的构件。社区传统的人际关系、思想和行为方式，也成为铸成潮人文化品格的一股重要力量。随着海禁洞开，近代潮人更是依靠宗党亲友关系大规模移民海外。
陈海忠是登塘镇人，在中元节当天刚刚参加了宗族里为考上“985工程”高校的学子颁发奖学金的仪式。在他看来，宗族仍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支持宗族的子女读书，这是宗族的传统功能，现在还在继续。”陈黉利、陈伟南、谢慧如等一批海外潮人回馈故里，反哺宗族，其所依据的是其基因里对于文化的认可、对于宗族的认同。
“民国三十八年，敬禀者，天佑唐山，日寇败退，闻兄于今年冬至前回唐，日夜盼望兄长早日归家团聚。”短片《番客》中，恩成弟在信中告知兄长解放指日可待，期盼兄长回唐山。潮人把出海打拼称作“过番”，华侨称作“番客”，回国称作“回唐山”。
是潮人，更是唐人，是中华民族。《番客》在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上播放，天南地北的网友在弹幕中报出家乡和自己的出处。艺术无疆，中华文化中有着永恒的怀旧情结，这是人类探索世界的第一步——我从何处来?
葛剑雄认为，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对于潮人而言，祖先从福建来，而对于福建的宗族而言，“兰陵”“汝南”“弘农”这些古老的地名在楹联上一代代传承着，提醒着后人家族的起源在北方，在河洛地区。
潮人的故事或许可以从“潮汕人，福建祖”讲起，但却没有办法讲完，在唐山沉默的注视中，潮人将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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