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从来就是隐形的存在。一个好的译者，固然有被读者记取的可能，却并不会将“名垂译史”当作自己唯一的追求。他们以沉默之姿，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维系着语言—思想这一多样的，坚韧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推出“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们”的栏目，绘制一幅群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从华东师范大学走出的这些低调、简朴、从未失却初心而又不乏个性的翻译家。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在记取中更好地前行。
华东师范大学有出翻译家的传统：早有周煦良、孙大雨、罗玉君等;俄苏翻译家王智量、朱逸森跨越了世纪，至今仍然健在;稍晚一点也有叶治、黄源深、周克希、张春柏等;甚或当下也是新人辈出，在译坛上自呈一抹亮色。
虞苏美和这些“大名”相比，似乎是“名不见经传”的。第一次遇到虞苏美这个名字，是从翻译系发给老师们作为研究和教学材料的《三国演义》汉英对照本上，出于好奇，去“百度”了一下，发现竟是外语学院的退休教授，心里不禁一动：我在外语学院几年间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擅交际。网络上有关虞老师的信息少得可怜，《三国演义》是唯一一部署她名的译作——果真是“名不见经传”，心里不禁又一动，脑海中迅速出现另一位女性，《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也是仅凭一部作品名垂青史，且她的一生为人所知的也很少。随后虞老师的译文成为我上课中使用的材料，有关她的故事似乎到此为止了。直到今年初，网上忽有人声称虞译本乃是抄袭英人邓罗的译本，言之凿凿。我愕然且愤然，虞老师为中国文学外译做出了足以名载史册的贡献，不料身后却有此无妄之灾。
虞苏美老师的《三国演义》属于校译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新翻译，这一点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版中，负责审订的美国人Rona l d C.Iver son已有说明。但译本署名虞苏美译，似乎与一些人理解中的译者身份不符。究竟什么样的翻译行为够得上“译者”的名号，业界并没有规定，译者身份的获得有一些客观因素，也有一丝默许的味道，但所有做法翻译史上必然是能找到先例的。我国翻译史上鼎鼎大名的林纾(林琴南)，并不懂英、法、德、意等外国语言，他的所有译文都是在懂外语的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合作者将原文大意翻译给他，他再对合作者的译文进行调整、改写，形成最终版本。如今，“林译”作为一种客观事实与风格已成为现代翻译文学发轫期的一段神话。再如：为中国文学外译贡献了大量译作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他们的翻译往往是由杨宪益先从汉语译成英语，再由戴乃迭(她是英籍)润色英文。杨、戴最为人熟知的是《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当今，由于翻译技术的“横行”，译者身份更为暧昧。近年来翻译软件质量高度提升，谷歌翻译、Deep L等翻译软件在质量评估中已经持平甚至超越人类译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翻译软件处理一些技术类文本，再由人类译者对机器给出的译文进行译后编辑，使之更为准确流畅，在翻译服务界已是流行的做法。由此来看虞苏美老师翻译的《三国演义》，虽然是对邓罗译本的校译，但她进行重新翻译的地方不在少数，粗略估算，总也有三四成，再加上翻译的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一般人轻易不敢动手的典籍，拥有邓罗译本版权的美国Tu t t l e出版社坚持给她署名就显得不仅合情，更合理。
虞老师不仅是堂堂正正的译者，还是成功的译者。虞译本在国外读者中的反响超过前两部全译本及其他节译本。《三国演义》迄今为止共有三部英文全译本，第一部是英国驻上海海关官员邓罗(C.H.Br ewi t t-Tay l o r)的译本，1925年在上海出版，主要目的是便于当时的中国人学习英语，故而译者没有添加任何注释和说明，只有“赤裸裸”的译文。第二部1992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美国纽约大学中文教授罗慕士，这一版本是为国外读者研习三国及中国历史之用，是典型的“深度翻译”，包括令人咂舌的一千多个注释，一篇洋洋洒洒长达百页的后记(见北京外文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主要人物列表、历史事件年表、官衔头衔译名表以及十多幅地图等其他辅助性资料。这两个译本对于《三国演义》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有不少错误和令人哑然失笑的地方。原著中汉语文化专有的名称、头衔、物件、表达方式等俯拾皆是，在翻译这些时，邓罗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用拼音音译了很多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的概念，导致译本略显诘屈聱牙，有时甚至不知所云。罗慕士则倾向于归化策略，将汉语文化中独有的意象翻译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失去了原文特有的内涵，譬如：麒麟就被他译成了“独角兽”。虞译本在这二者间求得了恰到好处的平衡，译者提供了适量(百十处)注释及人物表，便利于读者理解。对于麒麟一词，虞译本是在音译“Qi l in”的基础上添加脚注，说明这是“一种神秘的动物，速度很快，长得像鹿”，成功地将异化和归化进行了结合，传递出中国文化中的特有概念。可以说，和邓罗译本相比，虞译本语言风格活泼生动，符合当代英语文学的用语习惯;和罗慕士译本相比，虞译本没有厚重的学术味，适合一般读者的需求。英语读者的反馈最能说明译本成功与否，亚马逊网站上目前虞译本评分高出前两个译本，读者普遍认为其“晓畅易懂”“更通顺”“保留了原文的感觉”“非常出色”，一些读者指出，虞译本的注释恰到好处，极有利于理解故事，甚至有读者表示，这是“最好的翻译”。
虞译本的成功是译者水平的最好证明，也说明出版社慧眼识珠。联系到时下学界极为关注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值得一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学向外传播有效?仅有单方面的意愿不必然带来理想的结果。造成此前一些被动局面，原因大约是多重的，可能与中国译者的语言水平有关，也可能是选择的材料外国人不感兴趣，或者是推广的力度不够等等。相反，外国出版社及译者主导的翻译却贡献了几个颇成功的案例，莫言、王安忆、苏童等作家获得或提名世界性的文学大奖，似乎说明惟有外国人才懂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这样看来，有学者提出的采用中外合作的翻译模式很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虞译本也许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模式：对于那些随时间流逝而老化的译本，与其发动人力财力组织重新翻译，不如选择一个早先的译本进行校译，反而可能获得别开生面的效果。
华师大诞生的翻译家及各种“家”中，虞苏美老师大约称得上最默默无闻的一位，但她的名字似乎注定与“名气”捆绑在一起，这其中可能有运气的成分——毕竟不是谁都能遇到翻译《三国演义》这类书籍的机会，但更多要归功于她所提供的众人可以共同检阅的成功翻译实践。没有任何成功是偶然的，在翻译这个领域内更是如此，而典籍翻译想要取得成功，更不可能依靠一丝运气的成分，可以依靠的惟有译者自身的功力。
世间只有一个写了《飘》的米切尔，也只有一个译了《三国演义》的虞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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