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道”不会由着“魔”肆意为祸。据新华网报道，1月7日，小红书反作弊中心公布了2019年度打击刷量等黑产的数据：2019年小红书共处理作弊笔记443.57万篇，封禁涉黑产账号2128万，拦截了14.23亿次黑产作弊行为。
这份打击黑灰产“年度成绩单”，让很多人“没想到”。超出人们意料的，既有网络黑灰产的存在密度、祸害广度和恶劣程度，也有平台的技术能力、治理投入与打击力度。逾2000万个账号被封禁，数以亿计的作弊行为被拦截，彰显的无疑是对黑灰产“剔疽消痈，绝不纵容”的零容忍姿态。而这样于走心中显决心的做法，凸显了平台治理强化的态势，也与网民们“天下无坑”的诉求同声相应。
当前，互联网发展异常迅猛，而寄附在互联网肌体之上的黑灰产也如毒瘤般增大，祸害着整个互联网生态：它会直接损害用户利益，拉低互联网平台品质调性与商业信誉，还会戕害社会信用体系与公众消费信心。
从根本上讲，黑灰产是通过掠夺原本属于平台和用户的价值获利，平台和用户都是其受害者。因此在生态治理上，二者的根本利益一致，都希望黑灰产无处遁形，希望还网络以清朗清净。对平台而言，只有对黑灰产隔起“防火墙”，对其展开精准强效打击，才能夯实用户基础，才合乎企业发展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互联网启蒙期和平台经济兴起初始阶段，时下的舆论对新业态的容错度在降低。早些年，黑灰产带来的消费体验痛感，或许还会溶解于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普遍包容姿态中;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网民们对黑灰产的承受阈值也在降低。在此情境下，平台在治理黑灰产上也理应担起责任、靶向发力，通过“魔高一丈，道要再高一丈”的技术反制，压缩黑灰产的滋长空间。
打击黑灰产，是互联网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阿里巴巴就尝试了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识别出刷单的虚假交易信息，做到了秒级响应;还开发出五层识别模型打击数据造假。短视频平台抖音也曾发起“啄木鸟2019”行动，打击刷粉刷赞乱象，封禁了1.6万个黑产带货账号。
作为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社区，小红书也采取了很多硬核招数着力打击黑灰产：在技术上，采用了全栈反欺诈系统，对黑产账号从注册、登录到点赞、关注等各行为环上实施全路径布控，实时拦截作弊行为;其作弊识别技术对准的，不只是机器刷量，还有行业内公认难度大的人肉刷量。在行业联动上，身为“阳光诚信联盟”理事单位，小红书联合了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通过数据共享、信用互通等方式一同打假、反刷量欺诈。
也正是由于平台的强力阻击，很多黑灰产进击势头得到遏制。也得看到，在黑灰产已呈现出专业化操作、产业化运作新面向的背景下，打击黑灰产不能靠单打独斗，更要靠群防共治。
2019年12月13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方面发布了《网络犯罪治理防范白皮书》，指出网络黑灰产的多个新特征：产业链利益关系复杂且发展迅速、存证取证难、犯罪跨平台且资金流向分散等。
对这些“升级迭代”的网络黑灰产，显然得形成“社会共治”架构，嵌入立法完善、司法协同、政府监管、企业合作、行业共享、全民参与等多方力量。正如公安部《2019年网络犯罪防范治理研究报告》里提出的，打击网络黑产要做到生态治理，形成黑灰产治理联盟，共享黑产情报、黑产人员和技术数据库等;做到防治结合，通过个案及时优化风险策略;做到社会共治，监管机关与企业联动，做好群众普法工作等。
拿打击刷量而言，立体化治理就需要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网络平台、消费者和征信机构等多方参与。线上平台的确有把控之责，但平台对刷量作弊乱象的识别、报警、拦截，只能完成打击的“上半场”;“下半场”还得靠线索移交后的监管方溯源严查。而在事后处罚处理上，怎样提高违法成本，突破现有的证明标准与损害后果认定，也需要更多的法规设计。这也需要责任合理分担基础上的“各尽其责”。
像小红书与上海警方配合抓捕黑产团伙、举报并捣毁黑产网站，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配合公安查处黑灰产近400人，都可算是合力共治的范本。
说到底，打击黑灰产，需要社会多方群防共治——要摒弃一亩三分田式独自治理，进行协同和联动式治理，实现平台治理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涉事多方防控责任的“同向而行”。也只有对黑灰产实行社会共治，才能实现更彻底的治理，也才能跟“重拳打击黑灰产”的舆论诉求同频共振。
